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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S official says Ukraine has agreed to latest peace proposal although Zelensky says 'much work' lies ahead. Follow live updates.

https://www.cnn.com/world/live-news/russia-ukraine-us-peace-plan-trump-11-25-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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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orx’s Forge (Telegram)

#浴室遐想 IM 服务留存了我们的聊天信息,微信已经用了有十几年,QQ更是从小学时就存在了,可以预见它们还可以继续存在很多年,像是巨大的行星级飞船,承载着我们在赛博世界的化身向未来驶去。百年以后,当我们的生命消逝,当这些飞船成为失去动力的残骸,这些数据是否有一天会成为公开的语料库,会被用于 AI 训练,或者其他科技研究,甚至被任何人随意查看,翻开一个陌生人最隐私的一面呢?我希望至少能有选择是否被公开使用的权利,就像 GitHub Arctic 计划,它询问过我是否允许自己的代码被保存在北极冻土之下,在未来的某一天为后人所用。我希望能有一个公共 manifesto,号召 IM 服务商向用户询问,是否允许自己的聊天记录在自己死去50年后成为可公开的数据,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服务。这样当未来的人类检索到这些数据时,会看到一个标注——「该人类不希望自己的数据被使用」,进而选择尊重其意愿,或者像我们挖掘古代墓葬那样,把逝者当作大自然的一部分,毫无顾忌地探索下去。
人们不再信任媒体了

美国媒体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。本篇从行业衰败、技术冲击与政治压力三条线索,梳理传统媒体为何跌落神坛,以及专业新闻的价值为何仍不可替代。

在美国,媒体的可信度已经降到历史低点。十八到二十九岁的年轻人当中,只有四分之一表示信任媒体。这并不是一场突然的坍塌,而是长期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。

新闻行业在不断萎缩。自2005年以来,美国失去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报纸,还有接近四分之三的报纸记者岗位。广告收入被互联网巨头夺走,订阅难以填补缺口,三条腿的商业模式只剩下一根摇摇欲坠的支柱。最受伤的是本地媒体,它们的消失让人们失去了曾经最信任的“熟面孔”。与本地记者、主治医生的交流曾是稳固社区信任的一部分,如今却被遥远、抽象的大机构取代。

同时,专业失误不断累积。从伊拉克战争的偏颇报道,到COVID疫情中缺乏透明度的转向,再到对于总统健康状况的犹豫报道,公众在一次次动荡中发现,媒体并非无所不能。疫情时期尤为明显。信息不断变化,官方说法前后矛盾,媒体既未保持足够谨慎,也未及时审视自身与权威之间的距离。例如一些媒体过早否定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,同时又在政府换届后突然淡化疫情的严重性。这些转折削弱了公众的耐心。

技术环境也让媒体更难保有权威。人们可以在社交平台、直播间、独立通讯中获得未经过滤的现场消息。加沙冲突就是典型例子。主流媒体的节奏与年轻世代的实时感受往往并不一致。当信息源越过编辑部直接抵达公众时,传统媒体的迟疑就更显突出。尽管大型媒体的报道质量在冲突期间有所变化,观众仍感受到明显的不对称。

政治压力正在加速整个行业的脆弱感。特朗普在多年冲突后开始频繁起诉媒体机构,指控诽谤或操纵内容。ABC News与CBS母公司都选择以巨额和解告终,以避免进一步的法律风险。并且这些纠纷都发生在关键的监管审批节点前后,使人不由得怀疑媒体在面对政治力量时的退缩。这类事件不仅削弱媒体的威信,也让公众察觉到媒体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。

然而,信任危机并不只来自媒体的错误。历史学者提醒我们,媒体最受信任的年代,恰恰是媒体最不透明的时候。二十世纪中期,报纸往往回避涉及种族、性别与阶级的真实冲突,只呈现稳定、和谐的社会图景。那种“令人安心的缺失”曾经被视为可靠。一旦媒体转向更真实地呈现社会的矛盾与混乱,信任自然开始下降,因为真相往往不合人意。

换句话说,今天的媒体更准确,也更容易被怀疑。

在这场多线交织的危机中,一个核心问题浮现:专业新闻是否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?答案依旧是肯定的。新闻业不仅提供信息,还承担核实、追问、对权力保持张力的功能。社交媒体能提供片段,却难以提供结构;个人经验能呈现细节,却不能取代系统性调查。

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公众对媒体的批评,而是本地媒体的崩塌、行业的贫瘠、专业能力的流失。当熟悉的声音消失,只剩遥远的大机构,人们自然会把不信任投射其中。

#Share Why Doesn’t Anyone Trust the Media?
越来越多的美国家长用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

越来越多的美国家长用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,以速度和便利取代第二辆车。拥堵、停车难与短途出行的效率,让这种选择在城市里迅速蔓延。


在芝加哥郊区的Oak Park,44岁的广告从业者Rory Barton在与妻子分开后,没有像刻板故事那样买一辆跑车,而是买了一辆二手Urban Arrow。这种车外形低矮,前方有个大箱子专门载孩子。他花了四千五百美元,远低于新车价格。每天,他用它送九岁和七岁的孩子上学。天气特别糟糕时偶尔打车,但他从没觉得需要再买一辆汽车。他说自己有雨衣,全年都骑。

疫情后的自行车销售在美国整体降温,但能载孩子的电动自行车却逆势上升。旧金山湾区自行车店The New Wheel的老板Brett Thurber说,过去十年,家庭电动自行车从几乎没人问津变成了他店里的主要业务,而且还在增长。他卖得最好的品牌是来自台湾的Tern,能在后座载最多三个孩子,价格也轻松越过几千美元。

驱动这股风潮的不是口号,而是纯粹的便利。和越来越多的家长聊,你会发现他们都提到三件事:绕过堵车,不用费力把孩子塞进安全座,还有不必担心停车。来自西雅图的Chris Toman说,他有些朋友因为停车难就不去海边,但骑车的人从不担心这种事。高端车型还能轻松运不少海滩装备。

这些电动自行车替代的并不是家庭里的主要汽车,而是那辆负责短途杂事的小车。大部分孩子的活动距离在一到三英里之间,步行太远,公共交通又不便,电动自行车恰好填上了这块城市生活的空白。在芝加哥的软件工程师Molly Fleck家里,五岁的儿子被骑车送去足球训练、游泳课、儿科医生、生日派对和公园。

另一个推动因素是不断上涨的交通流量。根据全国家庭旅行调查,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,被父母开车送上学的孩子比例持续增加,如今已成为多数。与此同时,校车司机短缺、预算吃紧,使传统黄色校车的覆盖减少,接送队伍在许多地方漫长到惊人。一项调查发现,不少父母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因此受影响。

最大的隐忧是安全。美国城市的自行车基础设施常常并不理想,没有受保护的自行车道的地方,很难吸引大批家长放弃开车。然而,使用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并不认为情况会永远如此。来自丹佛的Howard Carter每天骑车送女儿去幼儿园,他说,别人常说拥有房产会让你更关心市政,但对他来说,真正让他投入城市治理的是骑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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